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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7 牟益 (传)  游春图 镜心 

游春图
拍品信息
LOT号 1237 作品名称 牟益 (传)  游春图 镜心 
作者 牟益 尺寸 171×100cm 创作年代 --
估价 5,800,000-6,800,000 成交价 RMB --
材质 设色绢本 形制 镜心 

题签:
1.宋牟德新仿展子虔游春图。
2.内府旧藏宋牟德新游春仕女图。
鉴藏印:石渠宝笈、乾隆鉴赏、乾隆御览之宝、三希堂精鉴玺、宜子孙、嘉庆御览之宝、金拱北
说明:
1.此作为清宫旧藏,钤有乾隆、嘉庆内府诸藏印。
2.金城旧藏。金城(1878-1926),原名绍城,字巩伯,一字拱北,号北楼,又号藕湖,别署藕湖、渔隐。浙江吴兴人。幼即嗜画,兼工书法、篆刻及古文辞。金城家学渊源,对古器物字画收藏甚富。曾任民国众议院议员、国务院秘书,筹设古物陈列所。于191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,并筹设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。

请君停鞭驻春色 青霄万里入画图
——牟益(传)《游春图》年代考析
中国古代绘画,历史悠久,承载着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发展的烙印,体现了各时代的人文风貌和世间美境,是举世瞩目极为珍贵的文化瑰宝。特别是发展到两宋时期,宫廷设立翰林图画院,汇集了一批绘画能手,并在民间择优进院,依照皇帝的诏命为王朝政治及美化宫苑需要进行创作。此举大大激发了文人雅士们的绘画激情,对书画技艺更是精益求精,绘画风格呈现丰富多样,艺术达到了至高的境界,被后世誉为“鼎盛期”,在画史上树立了经典范本的地位。尤其至南宋,此时期的画家对生活和事物的洞察力极为细致,创作意念也更富随意性,绘画风格呈现丰富多样性,以描绘社会各阶层人民的风俗画作品时有出现。今天,我们共同探研解读的就是风俗画杰作:传南宋画家牟益所作《游春图》。
牟益(1178-?)(南宋)字德新,一作德彩,蜀(四川)人,活动于南宋理宗、度宗两朝(1225-1274),工画人物、山水,尤善仕女。师唐代周昉法,得其各色状貌,所作情性神姿有唐人风韵。仕女白描笔法如行云流水,神情意态生动传神。所画水墨山水,清润秀美,超逸绝俗。书法亦佳,晚年喜篆书。精通古文辞,考证《诅楚文》《石鼓文》《钟鼎文》等,阐释研究心得,纠释文之误,传世作品有《牧牛图》、《捣衣图》、《溪山苍翠图》。
《游春图》原为立轴后改制成镜心,绢本设色绘就,纵171厘米,横100厘米,清宫旧藏,钤有乾隆五玺及嘉庆玺印一方,民国时为金城(1878-1926)藏物。是图签题:“宋牟德新仿展子虔游春图”隶书字样,共绘制了72位各色人物,马5匹,轿6辆,房屋、桥梁、各俱特色。此幅《游春图》所绘的乃是江南早春之景,树叶吐绿,桃杏争芳。江水自远山流下,水面宽阔,有游艇轻泛,木桥连岸,桥上二人乘肩舆前行,脚夫前后各一。桥左侧有水田,农舍,妇孺,右侧有游人三两成群,或沿途观景,或茶馆休息,或二人抬肩舆,或主骑马而仆后从,或饮酒醉归。他们之中有乡里的士绅,做生意的商贾,骑马的问路的游客,叫卖的小贩,饮茶的文人,乘轿子的大家眷属,男女老幼,士农工商,无所不备。画面上依次钤有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乾隆鉴赏”、“宜子孙”、“嘉庆御览之宝”,裱边上钤有“金拱北”朱文方印。此图气势宏大、构图严谨、笔法细致,充分体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,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细观《游春图》的图式,与李唐、郭熙十分相近。整个画面把人物的主要活动以及山势的走向集中体现在了右侧,左侧则相对景物疏朗,这与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、郭熙的《早春图》主要景物集中在中轴线上,以全景式高远、平远、深远相结合之构图方式相类似,此图从图式的布局来看,显然属于南宋风格。
再观笔墨技法。此图之笔墨技法总体风格体现为粗重浑厚,刚健酣畅的特点,山势以大斧劈皴画法为主,展现了石体坚凝厚重的质感。山峦和岩石的勾斫笔力坚劲,皴后加大块水墨渲染,形成石体峻厚的形态,这种表现质感的皴法在南宋四家的绘画里都是有迹可循的,然而此图较之马远《踏歌图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、《山水十二景图卷》(美国纳尔逊·艾京斯美术馆藏)、夏圭《长江万里卷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等亦有相异之处,《游春图》中山石轮廓用笔方硬,转笔多露圭角,而马远的用笔则是浑厚圆韧。《游春图》的墨色酣肆,笔致劲健而放纵,用笔施墨显得更为随意和奔放。在树法的处理上,《游春图》更具骨力,尤其是画面左侧下角的枯树,干枝劲拔纵放,厚实沉凝,具有郭熙“蟹爪枝”的特点。右侧的松树,松枝的拖尾,裸露的树根,很明显具有李唐、马远、夏圭的共性技法要素。《游春图》人物的绘制十分细致入微,刻划每一位人物、道具。每个人各有身份,各有神态,各有情节。人物衣纹线条高古,衣褶明显可以看出其状如莼菜的笔法,此乃“兰叶描”一路的,南宋马和之惯用此法。人物神态生动逼真,惟妙惟肖。
本幅图轴以现实生活为蓝本,描绘生活中的人物,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情趣、绘画水准,也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服饰,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徴,这些人物的着装对于此画的断代起到了辅助作用。以下是此画中人物服饰特点。
一、画中男子所穿服装有两种:
1、长身打扮。即领缘、袖缘、底缘皆镶蓝边的素色长身袍衫,交领右衽,腰间系带,称襴衫。这种款式是士人典型的服装。襴衫之制始于初唐,《新唐书·舆服志》有“是时士人以襴衫为上服,贵女功之始也。一命以黄,再命以黑,三命以纁,四命以绿,五命以紫。士服短褐,庶人以白。中书令马周上议:‘《礼》无服衫之文,三代之制有深衣。请加襴、袖、褾、襈,为士人之服’。”至宋犹用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有:“襴衫,以白细布为之,交领大袖,下施横襴为裳,腰间有襞积。进士及国子生、州县生服之。”至明代,《明史·舆服志》有:“生员襴衫,用玉色布绢为之,宽袖皂缘,皂绦软巾垂带。贡举人监者,不变所服”。由此可见,唐、宋、明的士人都有穿襴衫的记录。再结合历朝襴衫人物的图像,唐代襴衫为圆领,宋、明为交领,因此画中人物不应为唐。从服装颜色来看,画中人物是明显的浅淡色,或是《宋史》中提及的“白细布”。
2、短身打扮。画中的童子、仆从所穿为短身打扮,即上衣下裤的组合,衣长至臀下位置,头上裹巾或露髪。宋代庶民常用“包髻”(也称黔首),即用皂色绢或缯把头顶髪髻包住,宋人称之为“黔首”,宋人吴自牧《梦梁录》中有:“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,皆有等差。各有服色头巾,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”。“黔首”,以黑色布帛裹头,先裁成方形,长宽与布幅相等,使用时包裹髪髻,系于颅后或额前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和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均有这种打扮。
二、画中女子所穿服装:
画中的3名女子服装特点均为上衣下裙的装束,上衣交领右衽。髪式为三鬟髻,髻下清晰可见裹头巾,未见其它珠翠,颇为朴素。所裹右襟在宋代、明代均有此例,尤其明代小说中不仅多有记载,各地还有实物出土。但途中女子的髪髻为三环式,较为繁复,已知的明代人物图像中髪髻多朴素,为椎髻或垂髻。而在宋画中,如马远《西园雅集图》(美国纳尔逊·艾金斯博物藏),就有女子环髻。
画中的车具、鞍马、房屋:
一、画中的车具主要分为二种,一种是肩舆,一种是轿舆。
肩舆是古代的一种轿子,初期的肩舆为二长竿,中置椅子以坐人,其上无覆盖,肩舆不设帷幔,坐上冬季放紫貂,夏季用明黄妆缎垫。在马远《西湖柳艇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中见有肩舆的出现。
轿舆,唐宋以后盛行,是在椅子上下及四周增加覆盖遮蔽物,其状有如车厢(舆),并加种种装饰,乘坐舒适。抬轿子的人数因轿子的种类而異,少则二人,多则数人。在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轿舆多次出现,一般为地主豪绅、眷属乘坐,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,到了明清开始不同的官品,在轿子的形制类型、帷子的用料颜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。
二、画中的鞍马分为三处,近景游人乘骑、中景扬鞭策马、远景乘骑赶路。
本图中马匹的造型十分准确,马蹄,配饰,马鬃、马尾刻画的细致入微。尤其是近景游人的乘骑,马的特性十分温顺沉静,主人的神态安详,表现出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,这与南宋偏安江南的士大夫们的生活状态十分近似。李唐的《文姬归汉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、佚名《迎銮图》(上海博物馆藏)、马远《晓雪山行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等,与《游春图》的鞍马都有近似的表现手法,在动态,线条、色彩上都十分雷同。
三、画中的房屋分为民居、茶舍、塔楼、重檐歇山顶这几种样式。
图中时代风格最明显的是重檐歇山顶,依稀可见本幅歇山顶屋脊上有脊兽的装饰,歇山式的屋顶两侧形成的三角形墙面,叫做山花。山面有博风板,山花和博风之间有段距离,可形成阴影。为了使屋顶不过于庞大,山花还要从山面檐柱中线向内收进,这种做法叫收山。宋、元时期,歇山顶已经大为流行,一些建筑物的单檐庑殿式主殿开始改为重檐歇山式,在夏圭的《长江万里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、传范宽《烟岚秋晓图卷》(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)都有这种形式的出现与本图中的重檐歇山顶的形制是一致的。
综上所论,《游春图》图式、笔墨技法确有南宋院派的风格特点,画中的人物服饰为宋代,鞍马、车具符合宋制。在绘画的技法上,山石用大斧劈皴,人物有“兰叶描”之风,树木有郭熙、马远、夏圭等人的共性技法要素。
本幅《游春图》,后人题签“宋牟德新仿展子虔游春图”,通过书法风格以及画下角的朱文“金拱北”方印来判断,这个题签极有可能是金城先生题写的。那么此作为什么定为牟益绘制?又与《展子虔游春图》有什么关联?这一点,由于缺乏殷实的资料,我们无从判断。
根据目前牟益的山水作品的存世状况,也仅有一件定为传本的作品,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《溪山苍翠图》,这件作品也是只在裱边上题了“宋牟益”字样,画中并没有本人的款署或钤印,更没有符合时代风格的服饰及建筑,所以我们无法确切断定为牟益本人所作。另外,《石渠宝笈三编》著录了一件牟益《茅舍闲吟图》,著录内容为“绢本设色,画人物屋宇树石,全摹刘松年烹茶图,惟易赤脚婢为童子,款牟益。”通过文字的记载,我们可以得知牟益人物、屋宇都是擅长的,且绘画风格吸收了刘松年艺术特点。可惜的是,此画现不知下落。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图片比对。巧合的是本件《游春图》也与《茅舍闲吟图》一样都是清宫旧藏之物。清内府的收藏,一般多是乾隆帝和宫内鉴赏眼力极高的大臣共同精审,本件作品上钤有乾隆五玺,嘉庆帝玺。可以肯定一点的它是经皇家认可且非常重视的一件作品。
明初绍述南宋院体者,亦分二派,祖马、夏者,颇流行于画院之中,及戴进、吴伟出,遂形成不可一世之浙派,学刘、李者即唐伯虎,兼及二赵者为仇十洲,虽云院派,实变体也。
近期有学者研究《游春图》未必够宋,但有一些绘画因素与吴门画派有相似之处,尤其在周臣(1460-1535)的传世画作中体现尤其明显(参见下图),如笔力“刚劲俏利”、皴法“水墨酣畅”、山石“坚凝”、人物“古貌奇姿”、树木“绵密萧散”等等,是否是一件周臣之作,以待对此作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讨论考证。
如果说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反映的是北宋时期汴梁繁华的都市景象,元代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手卷描绘的是富春江翠微杳霭的秀美景色,那么《游春图》则是历代古画立轴形制中极其罕见之作,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,各色的人物,从事各种的活动,穿着不同的衣服,神情气质的各異,这些特点同时集中这在一幅立轴上,确实令观者看罢,饶有无穷回味。在绘画的技法上《游春图》融合了南、北宗的画法于一炉,没局限于某一画家的特点面貌,且表现手法极高,这也是极其罕见之处,另外清宫对于此画的认可与重视程度,实属可贵至极的珍品。